我的童年,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ag亚游8

书画名家

我到40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那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

文/曹春雷

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

朋友从故乡归来,闷闷不乐,问之,他说老家村庄的一棵古树被村里人卖了。他从小在这棵树下长大,对这棵树很有感情。现在这棵树没了,总感觉内心失落落的,故乡不再是完整的故乡了。

文/季羡林

我刚才说过,我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一个小的故事:

我理解他对这棵树的感情。如果说故乡是他储存童年、少年记忆的仓库,那么这棵树,就是一把钥匙,能打开这个仓库的门。

我的童年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的一个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在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了病后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划上句号的作家。

似乎每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心里都有这么一棵或者几棵树吧。反正我就有。是一棵柏树,古柏,两抱之粗。树龄究竟有几百年,村里没人能说得出来。即使村里如今最年长的康田大爷,也只是说,从他小的时候,树就这么粗。

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身上其实都已经历过。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海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堆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也给自己作品划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我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它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二年级语文里面。

古柏立在村口,守望着通往村外的路。每次回故乡,远远看到这棵树,我总会念叨一句:到家了。在我心里,这棵树就是故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40多岁才明白了幸福。我现在看年轻时候写的日记,怎么能有那么多痛苦,但现在其实已经全忘记了。我原来觉得幸福是毫无瑕疵的,它应该没有任何阴影,应该那样纯粹和美好。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外界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内心的状态。或者简单地说,幸福其实是灵魂的成就。

村里人通常把村口说成西门。西门的来历,娘曾告诉过我,解放前村子附近的山上有土匪,经常下山来打家劫舍。为抵御土匪,村子建起了一周遭寨墙,东南西北留了四个寨门。西门就是西寨门。如今,历史的烟云散去,寨门不见,只剩下古柏,依然巍然屹立,见证了那段岁月。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渝,业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千枣充饥-最后还足被迫弃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着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能明白所有的困苦都是生命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的。20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多好,你们会减少很多苦闷。当然,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

我的童年,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ag亚游8。奶奶曾说过,当年土匪在西门前的树下堆了柴火,打算火烧寨门。但火刚刚点燃,就来了一场大雨,将火扑灭。土匪害怕了,以为这是上天的告诫,仓皇而散。听奶奶这样讲过以后,这棵树在我心里更具有了神秘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在我明白了幸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要去费气力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把能改变的那部分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地增强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有灾难,因为世上不可能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知道一定会有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四面八方存在着,而当我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反倒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泥沙俱下,但我依然对它充满希望,依然可以安然面对。

村里人对这棵树都很敬畏。很多人家让自己的孩子认这棵柏树当老干娘,烧香叩拜后,拿红绳系在树上,这棵树从此就成了孩子的干娘,保佑孩子的一生。我虽没有认这棵树当干娘,但我常常去看那些认干娘的仪式。看过之后,就真的认为这棵树是位沉稳慈祥的老人了。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梁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坚煮水,崦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叫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地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风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我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是接受人本主义的流派,我特别喜欢马斯洛说过的一句话:做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我觉得人本主义流派有两大重要的出发点,一个是人性本善,另一个是人是可以改变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个和我们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观点天然吻合;关于第二个,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世界和自己看得太悲观,我们应该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希望。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流派。

古柏曾经遭过磨难,有一年刮大风,将树刮歪了,根从土里拔了出来,全村人为此忧心忡忡。后来,全村的壮劳力齐下手,用了一天的时间,将树扶正,用钢丝绳固定好。不出一个月,古柏茁壮依然,村里人的心才放了下来。在全村人眼里,古柏不仅仅是一棵树。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抬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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