伫立在美丽和善的基点,米开朗琪罗的鸡毛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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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名家

《浅深聚散且听香》,香,被伫立在美丽和善基点上的朵拉揉捏进书本,让我在这个静谧的雪夜,倾听。

即使是全家的“金主”,兄弟们的这位亲戚也绝非易于相处之人。米氏生性多疑:换了个送信人要怀疑、卖田卖地替侄子挑对象要提防有诈、递送文件要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好并交代清楚、施舍别人要人家打收条,还时不时质问家人有没有胡乱挥霍、违背他的安排,实在是谨小慎微。他还未能免俗地好面子,认为,购置房产可“增光添彩”,身为“城里人”更有面子。在替侄子挑对象这件事上,米氏表现得毫不尊重女性,竟将之形容为“隔着麻袋买猫”!而他婚姻的目的也很明确地记载下来:为博纳罗蒂家族留下尽可能多的健康子嗣。有几封书信简直是闹剧:侄儿来信垂询,有一合宜女子,只不过近视,可否?米氏大惊:万万不可,生下孩子恐也近视。未几,侄儿云,前乃朋友捉弄,此女并不近视。米氏欣然应允:速娶。第三次,查明此女的确近视,米氏打消了侄儿念头,给他介绍其他对象。米氏对侄儿三令五申:对方长得丑没关系,反正你也不美,但身体有恙就绝对不行;对方不给嫁妆没事,但一定得是你主动不收,而不是因为她家付不起,赖上你这个“有钱人”。

  1907年,于贝尔·奥托(Hubert
Otto)在香港出版了《炉边几小时,〈诗经〉——中国古典诗歌的书》(Quelques
heures au coin du feu,Cheu—king ou le livre des vers,un des Classiques
Ch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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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现有资料,最早对《诗经》进行翻译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t,
1577—1628),1626年(明天启六年)他在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册,并附注解,但该译本下落不明。

一并记住的,还有她清明朴实的文字和她的福建祖籍。

作家马丁·梅耶有言:“日记的公开发表触目惊心,会为后世带来震惊,而且甚至可能是一种惩罚。”关注鸡毛蒜皮的米氏手稿亦莫能外,这本书可以说将他拉下了神坛,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有脾气、有私心、有生活气的米开朗琪罗。但纵使撇开艺术不言,我们亦无法讨厌他。在玲珑的外向者占尽优势的世界,米开朗琪罗用他的务实和耐心雕凿出另一条路,他本就不同于在当世就顺风顺水的“成功者”们。济家人、发宏愿、要助兄弟的子嗣延续家族姓氏。而手稿的编者卡罗琳·沃恩道破天机:“仅是米开朗琪罗一人,就足以让‘博纳罗蒂’的姓氏流传千古。”

  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解读和译介的另一位女汉学家,当属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她于1867年编译出版了中国诗集《玉书》(Le Livre de
Jade),其中译介《硕鼠》《伯兮》《将仲子》《女曰鸡鸣》和《南山》等篇目。戈蒂耶并未遵循于原诗的结构和形式,包括对意义的分析在内,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改写。但她却是真正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加以关注的。《诗经》不再是传教士眼中用以传教的钥匙,也不再是毕欧、德里文心中的道德风俗宝库,她惋惜于孔子编订时为何只留下305首,缺失了抒情性与激情的诗篇。

认识朵拉似乎一百年了。

(《米开朗琪罗手稿 :
文艺复兴大师的素描、书信、诗歌及建筑设计手稿》[美]卡罗琳·沃恩/编,文心/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2月版)

  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等有影响的汉学家先后离世,加之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法国传统汉学逐渐式微,法国诗经学也由此而衰落。虽然经由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
等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之内,法国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又开始复苏,也有论著在述及中国文学史时会提及《诗经》,但鲜有重要的译本与研究。对法国诗经学在21世纪的发展,我们报以新的期待。

认识朵拉似乎又是在昨天。

最近引进出版的《米开朗琪罗手稿》一书汇集了米开朗琪罗的信件、诗歌和素描,从中窥见的并非作为巨擘的米开朗琪罗,而是生活化的米开朗琪罗——他甚至说,“不要称呼我‘雕刻家米开朗琪罗’,这里的人都叫我‘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还说,“比起画家和雕刻家,我更像一个掌柜的”。他非完人,亦不止愤世嫉俗,书信中记载的鸡毛蒜皮,大大颠覆了我们对一位大师的幻想。

  此外,小布罗塞(Marie—Félicité Brosset,
1802—1880)于1828年在巴黎出版了《论〈诗经〉和中国古代诗歌》(Essai sur
le Chi—king et sur l’ancienne poésie
chinoise);让—巴蒂斯特·毕欧于1862年出版的《论印度和中国的天文学》(Études
sur l’astronomie indienne et sur l’astronomie
chinoise)在论述中国的天文学史时,曾引用了《诗经》的诗,对《诗经》作了简要的介绍。1872年,鲍吉耶(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的《诗经》(Chi—king, Bibiothèque
Oreintale, vol.Ⅱ, Paris, Maisonneuve,
1872)是第一个法文全译本,该文本直接译自中文著作,正文译文之前,有首次被全文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大序》(Grande
préface),译自朱熹的《诗序辨说》,但此书影响不大。

2018年元旦,我收到了她寄来的新书《浅深聚散且听香》。窗外飘起了大雪,我燃起红泥小火炉,煮上福鼎老白茶,将朵拉的书放在面前一篇篇拜读。

其实,这样“刻薄”的米开朗琪罗除了性格使然,可能也是拜环境所赐。倘非局势动荡,且屡屡遭遇雇主的出尔反尔,米氏何尝不愿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中的作品?倘非举家没有一个知己,可以分担他的责任和悲伤,他何必如此辛苦,殚精竭虑?倘非怀着深深的家族荣誉感,要捍卫博纳罗蒂家族的历史和未来,他何以事无巨细、婆婆妈妈?敏感的米开朗琪罗也曾善良地体恤旁人,不愿亏欠他人。譬如,他提醒侄子施舍穷人要秘密进行,免得他人感到羞耻;他虽怀疑送信人,却在向侄儿求证后强调让送信人再来一次,好给他报酬;对投缘的人,他也有无偿替他人工作的侠气。也许,米氏只是讷于言,不懂如何替自己争取,常常被辜负,于是只能藏起温柔,显得难以亲近,只在无意流露的只言片语中,才窥见他寂寞而炽烈的爱。

  1838年,爱德华·毕欧(Edouard Biot,1803—1850)在《北方杂志》(Revue
du Nord)第二期发表了《诗或诗经》(Le Chi—king ou le livre des
vers),对《诗经》的编纂、流传、内容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详细阐释。毕欧认为,《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同时也是一部真实性最无可争辩的文献”,正式开启了对《诗经》的民俗学研究。1843年他撰写了《根据〈诗经〉探讨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一文,拟出“中国人的体格特征”“服饰”“建筑与居室”“狩猎”“捕鱼”“农牧业”等二十个标题进行论述。德里文侯爵(Marie—Jean—Léon
Lecoq, 1822—1892) 亦认同毕欧的观点,他在《唐代的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ang, 1862)
的导言《中国的诗歌艺术和韵律》中探讨了《诗经》所揭示的中国上古文明。被认为是法国诗经学史最著名的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对照本于1896年在河间府出版,其译文准确优美、无可挑剔,严格忠实于中国官方所推崇的朱熹学派的诠注,这一版本多次再版。顾赛芬在其译本的导论中指出:“《诗经》可能是最能展现远古东方人民生活、道德习俗和信仰的一本书。它为道德家,历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为传教士提供了救助。”他在导论中沿袭了毕欧的方法,分五十个小标题对《诗经》中的文化点滴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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