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云南文学的五个特征,首个国家艺术院团日喀则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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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歌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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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云南文学的五个特征,首个国家艺术院团日喀则演出。《九州缥缈录》7月16日晚开播。这部由柠萌影业、灵龙文化、大神圈等联合出品的大型英雄成长励志巨制,由原著作者江南担任编剧,自开拍以来就备受期待。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要完全地重返云南文学的70年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事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只能时而重返文学的密林,时而腾飞于密林的上空,在记忆中寻找那些闪光的珍奇,用长焦镜头摄取那些更为耀眼的珠玉,有些宝物被遗漏与被遮蔽是必然的。

6月13日,中国儿艺“让边疆不再遥远”赴藏公益演出队伍结束在拉萨的六场演出,向海拔更高的日喀则出发。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路途,全体人员抵达日喀则。前日,中国儿艺的《成语魔方》系列第二部和《小吉普·变变变》剧组分别在日喀则剧场和当地幼儿园各演两场,为那里的孩子带去精彩的演出。这是中国儿艺成立63年来首次到日喀则演出,也是第一个到日喀则演出的国家级艺术院团。

在开播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号推送了一篇作者江南的文章,讲述了小说《九州缥缈录》在人文社再版前后他的心路历程。关于该剧的故事,如果细讲起来,怕是要从江南写《此间的少年》开始讲起,甚至会涉及到整个中国网络小说的发展史。

云南新文学也并非只有70年,五四新风吹过云南高原时,云南新文学就已经诞生。在中国新诗诞生初期,云南就有年轻的柯仲平、陆晶清、梅绍农等诗人开始创作,并在后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战爆发,风流云散的京派作家、生不逢时的现代诗人在颠沛流离中来到昆明,他们把当时中国的优秀文学带进了云南,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自上世纪初到40年代末,云南文学逐渐形成了“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个传统,它们之间的交融与碰撞、勃兴与隐蔽,构成了云南新文学的变迁史。从1949年至今的70年云南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承续与发展。这70年的云南文学,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也集中体现出一些显著的共性特征。

从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到海拔3800多米的日喀则,大家的高原反应更加强烈。这对负责装卸舞台的舞美工作人员和一天演出两场的演员们来说,都是更大的挑战。所有演职人员不得不随时补氧以保证完成强体力的高原工作。

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

作家群的涌现

6月14日的两场演出,600多名日喀则当地中学的初一学生走进日喀则剧场,观看了中国儿艺《成语魔方》系列剧第二部的精彩演出;同时,《小吉普·变变变》也分别走进两所当地幼儿园,在烈日暴晒和强光晃眼的条件下露天演出两场,为幼儿园的小朋友献上生动有趣的表演。这些孩子们以前都没看过儿童剧,也没走进过剧场,来自北京的高水平演出,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有趣太好看了。孩子们黝黑羞涩的面庞上,都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记者看到,在幼儿园演出过程中,有的小朋友一直冲着舞台举着大拇指,表达自己内心的喜爱和对演员们的敬佩,还有的小朋友主动把矿泉水送给在烈日炎炎下演出的演员,每场演出结束后,孩子们都舍不得离开。日喀则实验幼儿园的园长洛桑坚参表示,今年是他们建园60周年,孩子们能在自己的幼儿园里就看见国家级剧院的演出,是最好、最幸福、最开心的礼物。

迷上历史和写小说

“作家群”现象是云南当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

孩子们灿烂开心的笑容让演职人员们备受鼓舞。59岁首次入藏的李博是中国儿艺此次西藏之行年龄最大的演员,高原反应也更加严重,但他始终用乐观开朗的态度感染着周围的人。他说自己在剧院工作多年,为孩子们演了一辈子戏,能够在退休之前为西藏的孩子们演出,觉得很光荣很幸福。中国儿艺的年轻演员们也各个表现优异,都认为能有这样的机会到边疆演出,对自己是人生难得的历练和财富。“我们剧院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孩子’。在这里,看到这些以前从没有看过儿童剧的边疆孩子们纯真眼神中的期待与惊喜,我们无论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得了!”

在《九州缥缈录》百万册纪念版的序言中,江南讲述了自己创作《九州缥缈录》的往事:“最初写《九州缥缈录》还是在美国的时候,看史书,喝啤酒,写我的孤单和壮志。”比起当时比较没有进展的实验,写这些历史故事让他更为心潮澎湃:从秦王政到李世民,从王莽到苻坚,他们纵横捭阖,我也心潮澎湃。那时候多写点书就可能晚点毕业,因为写书太多就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可交,自然也发不出论文。

当新中国的太阳冉冉升起,阳光普照云岭高原之初,云南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美丽的早晨。随着解放大军入滇,高原上首先蓬勃生长起了一批部队作家,他们后来被称为“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以冯牧为领军人物,汇聚了一大批年轻的部队作家、诗人,白桦、苏策、公刘、彭荆风、林予、周良沛、公浦等都是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冯牧的率领下,千里走边疆,深入边塞、哨所,边走边写边讨论。丰富的边疆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为云南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翻身解放、社会进步、民族平等成为这一代作家基本的思想背景。他们抒写边疆少数民族苦难的历史、落后的现状、翻身的喜悦,描绘祖国西南边陲的美丽风光、浪漫风情。由于他们长期深入边防、哨所,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进程,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们不自觉地就写出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他们创作的一些小说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赵寒冰副院长告诉记者,去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还和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签署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话剧团中长期战略合作共建协议书》,实现“订单式”援藏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结合,促进中国儿艺和西藏话剧团的交流、合作,为丰富西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为西藏文化艺术事业做出更多努力和贡献。

此前的报道里,讲述了江南的留学时光,他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而这段留学经历并不顺利,他除了上网,就是疯狂地找中文书来看,连《大众电影》这样的杂志他都读得一字不落。学校的东亚图书馆中,先秦的历史书被他扫光。

从这批军旅作家身上,可以看到“作家群”的一些特征。作家群是一个“准流派”的概念,它是一些作家由于某些原因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到一起,在创作上出现了某些相似的特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以群体的状态出现于文坛。他们有大致相近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大致相同的关注领域、价值趋向。同时,还必须出现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吃东西时还在想对白

继“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之后,云南可以称为“作家群”的至少还有3个:一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二是90年代开始出现的“小凉山诗人群”;三是在新世纪广受关注的“昭通作家群”。

创作不顺怀疑自己

上世纪80年代,云南文学发展迎来了又一次创作新潮。在这个潮流中,出现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沈石溪、吴然、乔传藻等作家为代表,形成了“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他们的作品淡化了“宣教”传统,强调以追求真善美为原则的趣味性,并且将云南的边地风光、民族风情融入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童诗、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了童心童趣。沈石溪更是将动物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写的是动物世界,观照的却是人的世界,人性的种种在他笔下的动物中呈现出来,读他的动物小说,也可以看到人世间的美丑与良善。

谈到《九州缥缈录》创作时的状态,江南说其实过程并不顺利:“我只知道自己写得很累,经常写着写着就趴在键盘上睡一会儿,我写着写着大哭过,未必都是伤心,有时候是写得好激动。”

“小凉山诗人群”以鲁若迪基、曹翔、阿卓务林、黑羊等诗人为代表。在这个诗群中,发表过作品的有数十人,大多都很年轻,沉迷于诗歌创作。他们长期生活在小凉山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诗人,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抒写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变迁、心理变迁——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隔漠、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时的焦灼与无奈、对本民族的深沉之爱等。风情与民俗在他们的笔下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呈自然的状态。他们的作品已经有不少走出了小凉山,几位诗人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

江南写作《九州缥缈录》的过程不乏艰辛,他和自己角力,和全世界角力。江南说当时他回到中国,穿着一套价值120块钱的西装走在南京西路上,“缩在出租屋里敲字儿,饿了出去吃一盘饺子,吃着饺子还在想情节,嘴里默念人物对白,觉得自己是莎士比亚。”他说自己当时的生活情况:“赚的钱不够买房子住出租屋,没结婚也没空谈恋爱,被父母骂不务正业……”

“昭通作家群”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在新世纪之后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由一批昭通籍的作家、诗人构成。他们所处地域的贫困与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这一现象被称为“昭通文学现象”。可以说,昭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生生不息,他们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全国知名刊物上,一些作品产生了广泛影响。夏天敏、雷平阳、胡性能、潘灵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精神价值为核心,关注底层,关注民生,抒写苦难中的人生价值,是一个以写实性为基本特征的作家群体。昭通作家群受到良好评价,是因为他们直面生活的勇气,以现实主义精神书写人与环境的抗争、与命运的抗争。

在创作不顺的期间,经历了许多怀疑,他自己觉得笔名“江南”似乎总有“江郎才尽”的意味;也因为当时的反馈不好,江南一直觉得,《九州缥缈录》是自己不太成功的一部作品,“被那么多人骂,骂的人感觉居高临下对我弃若敝履。”沮丧的江南自己都不愿意再版这套书,他说:“我甚至不愿意再版这套作品,因为写《龙族》的时候我多风光啊。”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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