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亚游8地域文学探索突出重围走向全国之路,所有少数民族都有能打动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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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国学

在日前召开的第17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魏清光带来的一场专题报告,向人们呈现了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之惑。

“在电影中我更希望展现人性”

“在云南这个多民族省份,出现了不同地域的作家群。他们就像多彩土地上出现的一个个小小高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表示,希望通过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努力,使中国多民族文学早日从高原走上高峰。

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问题,译者和出版方根据出版国的价值观对典籍内容进行了选择。学者李正栓曾指出,塔尔库1997年推出《萨迦格言》英译本的政治倾向明朗,“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大于文学目的”。

杨蕊说,拍完这部电影,再问剧组所有人,天堂、自助游、骑车去西藏,大昭寺的人生感悟,拉萨八廓街的玛吉阿米“文青”留言,大家对这些童话般的概念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此次研讨会上,楚雄州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楚雄州作协主席李茂尊也表示,目前,楚雄文学创作还存在一定差距:缺精品力作,缺拔尖人才;原创水平低,虽有丰富的创作资源,但不能很好反映其所蕴含的巨大价值,讲不好楚雄故事;对作者的培养、创作指导、保障等还有差距。他指出,今后,楚雄作家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使命担当,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首先,要做好少数民族典籍的基础性工作。一是加强少数民族典籍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虽然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可诸如门巴族尚无一部完整的典籍问世,布朗族也仅有一部典籍出版,这主要是由于相关基础性工作缺失所致。二是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培养更多民语翻译人才。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一大困扰是翻译工作。由于能把少数民族语言直接翻译为外语的人凤毛麟角,目前能做的多是民译汉,然后是汉译外。但是,就民译汉这个环节来说,时常能发现翻译的错讹。因此,打好少数民族典籍民译汉的基础就显得非常重要。三是做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选题工作,要选择那些体现公平正义、捍卫真理、伸张正义、兼爱非攻、立己达人、亲仁善邻等体现普世价值的作品。

而在《金珠玛米》里,杨蕊要做的就是用好莱坞类型片的结构将独特的民族精神内核释放出来。

“楚雄作家群”的强势崛起,不仅得益于楚雄是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沃土和富矿,彝族文化是楚雄的根和魂,而且还得益于这块土地上有着良好的文学生态。

在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韩国政府在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战略之前,韩国图书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的很少。而在2001至2007年,韩国就有53种韩文图书被译为汉语,在我国出版发行。我国有不少朝鲜语翻译人才,应该说将汉语翻译成韩文推向韩国,是大有潜力的。

其实对杨蕊来说,她的每部电影都是在“翻山”,“我的性格里有比较‘轴’的一面,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忠诚于自己的表达。”

“这种文学群一旦形成,便会制造出文学的‘马太效应’,从而使该地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全面崛起之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尹汉胤说。

其次,要做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路径规划。一方面,顺应我国经济交往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将“走出去”的目标锁定在我国对外投资较大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卢森堡、新加坡、英国、德国等。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持续升温。据统计,仅今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这3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就多达586篇。另一方面,则要瞄准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因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周边国家具有“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共通性,让少数民族文化走向周边国家,可以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

ag亚游8 ,《翻山》是杨蕊拍的另一部纪录片,去年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文化高层会议上,中外学者一致肯定了它在少数民族电影叙事上的极大突破。

令人欣慰的是,在楚雄这片文学高原上,一大批文学新人正满怀自信和锐气呼啸而来。相信在楚雄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楚雄州文学全面崛起的时代即将到来。 
   

少数民族典籍浩如烟海,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目前,纳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古籍就达1000余册。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典籍,有多少走出了国门,为异域读者所知晓呢?

2015年6月8日,一开机剧组就上到海拔5260米,拍解放军从四川过雀儿山,大队人马在山顶正好赶上大雪,在片中真实复现了当年的场景,但高原反应一天就放倒了6个。“现在想来,幸好那场戏放在刚开机,大家都充满斗志,如果放到后面就使不上力了。”杨蕊说,深入西藏拍戏,高原反应给剧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扎根彝乡大地,开出绚丽文学之花

民族典籍是民族的根与魂,是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应当引起更多重视。通过翻译,对少数民族典籍进行文化阐释,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其精神、理念的当代价值,再通过国家扶持推动其“走出去”,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丰富饱满的中国形象,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在西藏昌都拍《金珠玛米》时条件就更险恶了。为了再现上世纪50年代初的西藏山谷,得避开各种旅游和现代气息浓郁的地方,把外景地选在了相对闭塞的昌都江达德登乡。从2015年6月初到8月下旬,剧组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拍摄了两个多月,前后300人进进出出多次,撤离的时候不到50人,杨蕊自始至终都在坚守,哪怕是因感冒引起急性肺水肿咳得说不了话。

回族评论家马旷源,本身也是楚雄州较有成就的高产作家,著有《春水桃花旧板桥》《老木寒云满故城》《飞红婉转托春波》等作品集50多部。彝族老作家杨永寿也是高产作家,先后出版报告文学、诗集、小说集等25部。女作家黄晓萍的长篇小说《绝代》、报告文学《真爱长歌》等,在文坛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真爱长歌》还荣获了2010年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对策:做好基础性工作,制定好“走出去”的路径规划

杨蕊说,2013年拍摄的展现佤族人民生活状态的微电影《图腾之旗》,从最原始的狩猎到集市的产生,中间还穿插着爱情故事,全片最吸引人的是一个站在高山上不停击鼓的佤族人,他全身只围着一块兽皮,皮肤上的文身清晰可见,颇具地域性的装饰也令人大开眼界,这场击鼓的戏足足拍了两天,“这个人物代表着一种力量,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这个民族的力量”。

强势崛起,希望能够从高原走上高峰

据魏清光统计,从清末至今,我国只有11部少数民族典籍被翻译至国外,包括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其中,被译介最多的是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它曾被翻译成5种语言,在8个国家出版,出版时间前后跨度长达100多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吴晓东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7月31日 06
版)

楚雄州委、州政府历来重视文学创作、文化建设,州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100万元文学创作扶持专项资金;楚雄州文联出台了文学创作奖补、公开出版图书奖补、签约创作实施办法、文学创作扶持等9个文件扶持文学创作。

不仅如此,《大中华文库》出版有汉族典籍翻译作品百余部,也没有涵盖少数民族典籍。显然,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杨蕊看来,衡量一部电影的意义和价值的,并不只是票房,而是它在电影史上的位置。《毕摩纪》刚拍好时在圈外可以说是默默无闻,5年后随着民间放映的兴起,价值开始显现,2015年更入选新中国成立后20部人类学民族志电影。

楚雄作家擅长从本地的、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中取材,写出了不少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作品。对彝族文化、宗教、习俗等的书写,也是他们坚持的创作方向。如李长平的诗歌《毕摩祭》,表现了毕摩日常祭祀活动;胡正刚的散文《梅葛音乐:诗意的生活现场》,为读者介绍了美好而动人的古老彝语音乐梅葛,他还用诗歌和散文诠释了毕摩及其为亡灵祷告的《指路经》……

在去年底印发的《“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丝路书香’工程,扶持外向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优秀出版物面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译出版,每年资助翻译出版150种左右图书。”

西服、手机、金钱意识……在《毕摩纪》里,杨蕊并没有刻意强调“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带来的不和谐,“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自信。凉山是有胸怀的,不管你八面来风,我径自一路而去。在这样的自信面前,何须用悲悯的视角?”在杨蕊看来,一种历史、一种文化能够延续至今,它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能够容纳、吸收并消化很多不和谐的、破裂的东西,而且还能够将自身文化的主流延续下来,“血脉里的东西是断不掉的,哪怕在一段时间里出现断层,它一定会重新接上,或许还能呈现出另一种新面貌”。

ag亚游8地域文学探索突出重围走向全国之路,所有少数民族都有能打动我们的东西。“楚雄作家群”的创作相当注重贴近时代、关注现实。“他们的创作中,有大量的作品是反映现实火热生活和人民的情感与心灵变迁的。”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说,如黄晓萍的报告文学《真爱长歌》,讲述了感动中国人物罗映珍用爱精心护理600多个日夜,最终唤醒植物人丈夫、缉毒英雄罗金勇的故事。“这是一首爱情的颂歌,也是一曲生命的礼赞!罗映珍这个真实人物的故事,可以感动所有的读者。”

显而易见,这样的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并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

纪录片《毕摩纪》是杨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第一次把镜头伸进彝族文化中最神秘、最神圣的“毕摩”世界,对她而言,那是一次艰难的影像创作,更是一次心灵穿越。

在著名评论家牛玉秋的眼中,楚雄散文四家(黄晓萍、苏轼冰、张永祥、余继聪)在年龄上形成梯队,已成后浪推前浪之势——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黄晓萍是社会的歌者,她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对楚雄山川万物、风土人情的热爱上;苏轼冰是生活的歌者,他的作品以平易质朴见长,不少作品的内容从题目便可窥一斑,如《喜爱南瓜》《难忘红薯》《看电影》《小人书》等;余继聪是一位文化的歌者,他承继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乡土的神韵,记录了当下乡村的心灵变迁;张永祥是民族的歌者,由于对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自觉,使得他的散文在平易质朴中有了一种硬度。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中央都有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顶层设计,而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性文件中,曾提出“做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古典民族史诗的整理出版和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扩大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打造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精品”等内容。

作为西藏的一个门户,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昌都战役历史意义非同寻常。201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前夕,杨蕊接过了《金珠玛米》的导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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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少数民族身上,都有我们未曾了解的、能打动我们、震撼我们的东西。”杨蕊是回族人,少数民族的血统让她对少数民族非常关注,因为有很多感同身受的东西。

少数民族文学是楚雄文学创作的优势。彝族作家张永祥的散文集《情感高原》荣获了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极大地激励了楚雄少数民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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